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丁东:当今中国的学术生态环境
來源: 作者: 編輯:newsadd1 時間:2008-11-26

作者:丁東

       進入新千年以來,中國大陸的學術腐敗愈演愈烈。吳迪說,不想在豬圈裏生活。但中國學術界大有豬圈化的趨勢。許多有良知的中國知識分子爲之痛心疾首。我想圍繞發生這種現象的制度原因,談三點意見,拋磚引玉,供大家討論。

       A,談談當代中國學術生態變化的基本軌跡。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,學術生態的演變可以分爲三個階段。

       第一個階段是毛澤東執政的二十七年。其特點是結束了民國時代學術相對獨立的體制,建立了以黨治學,以毛澤東的意志爲無上權威的體制。毛澤東不但要做秦始皇,而且要做孔夫子,要集政治領袖和思想文化領袖於一身。在他當政期間,實現了在意識形態領域的全面專政。中國的現代人文社會科學,不論文、史、哲、經、政,基本上是獨尊毛術的局面。有些學科,如社會學,乾脆取消。中國的學者,不但不允許有獨立的政治立場,也失去了自主的謀生手段,失去了自由思想的空間。治學的天地越來越窄。御用文人成爲學者的成功之道。

       第二個階段,從毛澤東去世,到八九年,中國學術出現了一次中興。平反冤假錯案,使知識界走出恐懼。真理標準討論,讓學人開始掙脫對領導人的思想依附。八十年代雖然反反覆覆,一年鬆一年緊,但學術界總體上是追求真理,崇尚創新,關注現實,勇於批判,與人類文明的主流接軌。誰挨批誰受同情誰光榮。老的學科出現了新的觀點,被取消的學科迅速恢復,涌現了新的學派,比如走向未來學派。

       第三個階段是六四以後,學術生態再次惡化。當時,社科院一些人擔心被解散。多數學者哭窮。李鵬說,讓大家放心,會以項目的形式給錢。當時人們還沒有意識到官方這條思路的影響力。現在過去將近二十年了,這條思路的作用清楚了。政治權力對學術的控制,保持了與毛澤東時代的一脈相承性,又形成了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新特點。

       如果說,毛澤東時代以殺威棒爲主,九十年代以來則是在不放棄殺威棒的前提下,以胡羅卜爲主。不是由政治直接扼殺學術,而是政治通過經濟的中介來馴化學術。是通過掌控學術經費、學術職務、學術頭銜、學術榮譽、學術傳播渠道等方式,來掌控和籠絡學術界。最終目的還是讓學術服從於、依附於政治權力。

       近十幾年,中國形成了政治精英(官員)、經濟精英(老闆)、文化精英三大強勢階層聯手分贓的格局。政府支配的錢袋子越來越鼓。大批知識人在經濟利益的誘導下,逐步放棄獨立性,已經形成學界主流寵物化,獨立學者邊緣化的格局。八十年代曾經出現的小中興,已經成了遠去的風景。如浙江學者劉明說,中國學術界整體上不是土崩,而是魚爛。表現光鮮,裏頭腐爛發臭。我們討論的學術界豬圈化,就是魚爛的另一種說法。

        B,谈谈当今学术体制的几个基本特征。

       一是以官治學,權力本位。以官治學就是由國家行政機構掌控學術資源,如學術機構的設立權、人事權,學術經費的分配權,學術榮譽和獎勵支配權,學術書刊的出版權,學術職稱的評審權,學位的設置權和授予權,無不由官方牢牢掌握。

       經費包括國家級和省部級的社科基金項目。這些項目中相當大的一部分,具有顯著的意識形態導向。什麼鄧小平思想研究、三個代表研究、科學發展觀研究,只要你順着來,大筆給錢。

       有一些項目,撥款量巨大,比如清史工程十幾個億。承擔其中的一本書,就給八十萬,讓一般學者在豐厚的利益面前,無法拒絕。

       一些文史哲學科,本來以個人研究爲特點,也設立巨無霸式的項目。

      官方掌控的職務和頭銜包括院士、學部委員、學科評議組成員、國務院津貼、博導等。行政職務包括校長、院長、處長、系主任、所長等。

          以院士和学部委员为例做一点分析。

       一九四八年中央研究院院士的評選是貨真價實的。一九五五年學部委員的評委就受到政治因素的干擾,留在大陸的院士像顧頡剛、周鯁生、錢端升、陳達被排斥在外,黨內的意識形態的高官卻選進來好幾個。但總的來說,多數還是有真才實學的專家。一九八0年恢復學部委員時,社會風氣比較好,多數新當選者有真才實學。到了九十年代,各種公關,各種交易,越來越多。兩院院士中已經開始出現醜聞。中國社科院評學部委員是最晚的,社會評價也是最低的。當選者基本上是副院長和所長。大所上兩個,小所上一個,誰有權給誰。47個學部委員只有三個人不是官,兩個人不是中共黨員。何方說,95個榮譽委員,夠格的超過三分之二。47個委員,夠格的不足三分之一。有的人連一部像樣的著作也拿不出來。鄭也夫向社會學的委員叫板,你的水平在社科院社會所進不了前五名,北京社會學界進不了前十名。請你把代表作在網上公佈出來。相反,由於政治原因,像李澤厚、馮蘭瑞這樣有國際影響的學者,又被排斥在榮譽學部委員之外。

       學術評價以權力爲本位,必然導致權力尋租。地方上人文社會科學評獎,裁判員兼任運動員的情況司空見慣。誰當評委會主任誰拿一等獎,誰當副主任誰拿二等獎,誰當評委誰拿三等獎。一般的學者爲了得大獎,拿自己的項目主動找局長、校長、院長合作。過去大學教授很有面子,現在,教授都想做個院長處長,一般教授邊緣化。

       二是量化管理。這是以官治學的技術管理模式。對學術的摧殘也是極其嚴重。不論是民國時代,還是八十年代,學術評價基本上是同行評價。水平高低,同行心裏有杆稱。評價過程不煩瑣,結果大體公正。一些高水平的學者和成果,可以破格提拔,脫穎而出。現在是量化管理,把著作和論文按出版單位分爲不同級別打分。高水平有創見的成果未必得高分,大量生產的平庸之作照樣拿高分。更荒謬的是,誰能拿到政府的社科基金項目,誰得高分。鄭也夫說,農民種地要看收成,現在成了比誰播種多,甚至是播種計劃的比賽。收成好壞反而沒人問。更惡劣的影響是,那些無意申請基金項目的學者,被邊緣化。項目活動家吃香,認真治學者反被冷落。

       三是設租尋租,權錢交易。這是以官治學的直接後果。教育部把學位授予權當作教育產業鏈的中心環節,學科評議組、大學、教授和考生之間形成一個設租尋租的利益鏈條。博士碩士的數量以幾何級數增長,學術水平以同樣的速度急遽下滑。

       官員獵取在職博士學位,源於中共中央黨校。誰給錢誰來讀。

      在職博士身爲省市黨政要員,公務繁忙,但做官求學兩不誤。中國的大學不獨立,不論人權財權都受政府掌控,本來就要在省長、市長、部長、局長的權力下討生活。高官稍微動用權力,就可以讓大學得到實惠。有些高官雖然不是大學的頂頭上司,也是他們的巴結對象。他們相信,只要接近權力,現在用不上,將來可能用得上。以至有教授私下宣稱,我招研究生,達不到局級不考慮。高官讀博士,自然不同於年輕學子讀博士,對年青學子的考試要求、課程要求,對高官都成爲可有可無可鬆可緊的條件。有的外省高官,攻讀北京某大學的博士,甚至可以不來學校上課,而是提供機票讓教授到外省面授。一部分高官的畢業論文,也是祕書代筆,或槍手代筆。

     教授沒有學術衝動,只有利益趨動。學生沒有學術興趣,只有文憑興趣。

      當今學術論文走向垃圾化。絕大部分學報、學刊,成爲學術垃圾場。絕大多數論文,不再是表達新思想、新觀點、新發現的載體,而是學位、職稱的敲門磚。辦刊方以出賣版面謀求經濟利益。投稿方出錢買版面,是爲了換取學位、職稱,再獲得經濟利益。

       就是符合學術論著外在規範的研究成果,也出現了普遍平庸化的趨勢。不是爲了社會的進步和學術的創新研究真問題,而是繞開真問題無病呻吟,做故弄玄虛的概念遊戲。

        四是压制创新,劣胜优汰。

      以胡羅卜爲主,並不是不用殺威棒。對於不受胡羅卜誘惑,仍然發表獨立見解的媒體和學者,仍然要用大棒。一個刊物,出賣版面,垃圾充斥,不會受到任何行政權力的干預。但是像《東方》、《方法》這樣的雜誌,學術思想水平再高,不跟着主流意識形態的指揮棒轉,也要把你封掉。

       这就形成了一种劣胜优汰的逆向淘汰机制。

      周葉中事件是一個標誌,一個分水嶺。在此之前,保持學術良知的人們對行政和司法還寄予期望,覺得國家權力還會遵守學術的底線。這件事的結果是,被剽竊者敗訴,剽竊者勝訴,報道真相的記者編輯受處分。國家權力公然爲袒護學術不端的當事人,僅僅因爲他進中南海給政治局講過課,而被他剽竊的學者王天成坐過牢,不是自己人。這件醜聞發生的時間和韓國黃禹錫事件幾乎同時。韓國政界學界對自己的學術明星沒有包庇,說明韓國的學術環境保持着底線。而中國官方公然包庇周葉中,說明中國的學術底線已經失守。再往後,那些擁有一官半職又要混跡於學界的人,抄襲剽竊、弄虛作假,就更加有恃無恐了。

        C,重建学术秩序和学术尊严有无可能?

       面對現實,正直的學者感到無奈和悲觀。原來,我們反省自己這一代,比起上兩代,既缺國學根底,又缺西學知識。但我們從文革到知青到改革開放的經歷,使我們畢竟還心存追求真理關懷社會的熱情。我們經歷過八十年代的學術中興,心裏還有一個參照,知道什麼是真正的學術。現在的環境,已經把真與假,是與非,善與惡,美與醜都給顛倒了,解構了,不復存在了。這種學術環境,對青年一代的腐蝕是極其嚴重的。現在的青年人,學歷越來越高,從幼兒園一直讀到博士研究生,但越來越對學術失去了內心的嚮往,對科學的殿堂、真理的殿堂不存敬畏。求學、做論文,都是一種當下的利益交易。互聯網爲抄襲和複製提供了方便。研究生教育本科化,一個茶壺不是配四個茶碗,而是配幾十個茶碗。在這種格局下,就是認真的導師也感到力不從心。況且大量的導師本來就不具備應有的學術指導水平和學術責任感。在學術標準普遍棄守的趨勢下,個別教授堅持博士、碩士畢論文應有的學術原創性,在評審時對過於低劣的論文說不,反而視爲堂吉訶德式的可笑鬥士。以後再沒有人請他指導或評審。

       人才奇缺的時代,只要加快培養,幾年就可改觀。學位發濫了,職稱評濫了,論著出濫了,大獎評濫了,很難推倒重來。重建學術尊嚴,比加快培養人才,要難得多。

       我對依賴官方修復學術秩序不抱希望和幻想。因爲現在的局面就是官方導向的結果。未來中國學術的希望在民間。我說的民間有兩層含義。一是指一些被體制排斥在外的人,與體制內利益絕緣的人,他們在思考大問題,真問題。一種是指在體制內有公職,但保持獨立人格,拒絕與當今學術濁流沆瀣一氣的人。他們的著作,也許符合流行的論著規範,也許只是一些隨筆、通信、筆記,但包含真知灼見。現在是真的假學術和假的真學術並存。官方認可的學院課題,表面規範做得很到家,但迴避真問題,沒有真創見。民間的文字,不講外在的論文形式,直截了當討論真問題,在非學術媒體乃至網絡上傳播,學院裏卻不承認是學術成果。民間學者應當靠自己的眼力,發現有真知灼見的文字,激濁揚清。我相信,流行的學術泡沫破滅以後,時間會像大浪淘沙,證明誰是真金。

來源:博客中國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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